赵燕菁：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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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月28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2020青年论坛第三场于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赵

6月28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2020青年论坛第三场于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赵燕菁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即将进入下半场，应对之策的核心，就是住房制度设计。

赵燕菁强调，中国的城市化1.0阶段，也就是资本型增长阶段已接近尾声，城市化的下半场也就是运营型增长阶段已经开始。正确的住房制度是要解决城市化下半场的两大问题，劳动力成本和家庭消费的关键。中国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住房市场，如果中国的住房不能人人拥有，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只有让所有人都能拥有住房，才能让全社会公平地参与城市财富的二次分配，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有效需求才会扩大到极致。

对于如何有效解决住房问题，赵燕菁认为，要充分吸取前一次保障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即保障房的建设不能单靠政府投资，认为是政府提供的福利，而是要通过金融制度设计，将劳动力收益资本化。简单讲，就是“先租后售”——通过先“租”，降低家庭进入城市分工的门槛；通过后“售”，完成家庭部门的重资产。

最后，赵燕菁总结道，中国的城市化即将进入下半场，应对之策千头万绪，但其中核心的核心，就是住房制度设计。如果说围绕土地制度的设计是城市政府上半场竞争的核心，围绕住房制度展开的设计就应该是城市化下半场政府之间竞争的核心。不解决住房问题，就不会有成功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的下半程

赵燕菁

题目很大，时间很短，只能讲下最简单的逻辑链和核心结论。

为避免因为基本概念的歧义而对后续的讨论产生影响，我首先澄清下，先明确这里所说的“城市”是什么？在我的概念里，城市就是一组公共服务的集合。所谓公共服务，不是无需付钱的服务，而是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家共同需要的服务。比如每个工厂都需要道路、电力和供水……；每个家庭都需要学校、医院和消防……。如果让每个经济主体自己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则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重负担资产。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很少，结果企业被迫“办社会”自己承担，实践证明这种作法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而城市的作用就把大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集中起来——我们把它叫“公共服务”——由一个叫政府的“企业”统一提供，从而极大地降低市场活动的资本门槛。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城市的本质就是交易公共服务的场所，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除政府之外的其他各类经济活动主体通过税收为使用公共服务付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市以及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政府，居于整个市场经济的核心位置，是所有的经济活动提供平台。由于城市集合了所有经济活动的重资产，因此地方政府商业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投资巨大；但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城市政府的重资产，家庭、企业才有可能以轻资产运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城市政府，每个工厂自己供电供水、修路修桥，每个家庭自己请家庭教师、家庭医生，成本就会非常高。通过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公共服务，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是城市真正的价值所在。

在以上对城市的基本概念进行统一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讨论城市化了。城市化作为公共服务的深化，像任何产品生产一样，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资本型增长阶段。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在其在生产之前，首先要购置土地、添加设备……。对于城市政府来说道理相同，在一个城市发展的初期，城市政府必须先修路、修桥、修机场、港口、建学校、建医院等等。把这个只投入不产出的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资本型增长阶段。

其次是运营型增长阶段。一个工厂不能一直盖厂房，买设备，厂房建完，设备装好以后，就要马上开始生产，然后努力把产品卖出去，最终才能获得利润，这个回收投资的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运营型增长阶段。对城市而言，其运营型增长阶段与企业类似，必须把城市的公共服务“卖出去”——招商引资、吸纳人口，获得税收，才最终完成公共服务生产。显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应该面对完全不同的目的，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目标。由于资本型增长阶段和运营型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目标，因此导致一个阶段获得成功的作法，在另一个阶段则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在对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规律进行一般性分析后，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到底处于哪个阶段？

文章来源：《中国住宅设施》 网址: http://www.zgzzsszz.cn/zonghexinwen/2020/0813/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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